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幸福生活

　　相濡以沫，冲出黯淡的人生低谷

　　李仲鑫最终没有选择自杀，妻子与知心朋友的关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在生命最为黯淡的日子里，妻子始终对他不离不弃，而朋友一直在他身边开导他，关心他。针对他的“生命无用论”，有一位朋友曾对李仲鑫说：“对你来说，能够保持不发病、少发病，就是对社会、家庭的贡献了。”

　　在他们的悉心关怀下，李仲鑫的心理压力大大减轻，开始能正视精神分裂症，并积极地预防复发。

　　时光飞逝，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李仲鑫的病情开始逐渐稳定，尽管还会复发，但每次复发的时间间隔却越来越长，这也增强了他对抗精神分裂症的信心。

　　1980年4月的一天，李仲鑫在广播里听到坚持慢跑的好处，决心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，增强体质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学校操场跑步。尽管由于身体虚弱，使他在跑了400米后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，但从此之后，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他瘦弱的身影出现在操场上，风雨无阻。到了1980年底，他每次已经能跑3000米；到了1981年底，李仲鑫每天晨运都要跑上10000米之多。时至今日，李仲鑫已经跑了24个春秋，即便现在已年近七十，他每周还会跑3~5次，每次跑5公里。

　　无心插柳柳成阴，跑步不仅健身效果明显，也让他的精神状况明显好转。长年坚持跑步，使李仲鑫由心情抑郁变得精神愉快，睡得好也吃得香。

　　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岁月里，李仲鑫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。像1983年他曾复发过一次，后来他分析，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担心长期服药会损害智力，因而一度停药。有了这一次的教训，他以后都遵照医嘱，坚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。事实也证明，抗精神病药物并未让他的智力减退。

　　1986年，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对李仲鑫来说，这是与精神分裂症对抗的一大转折。儿子是他们夫妻俩欢乐的源泉，也是他们的忧心所在。所幸，儿子很争气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知名学府。儿子考上大学，让他从心情抑郁的痛苦桎梏中解脱出来，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疾病的信心。李仲鑫开始以更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。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，造成心理不平衡时，会主动找知心朋友谈心，得到及时的疏导而化解可能的危机。他学会积极地适应社会环境，同周围的邻居、同事、亲戚、朋友正常往来。周围的人也从来不戴有色眼镜看他，而是以宽容关爱之心对待他。李仲鑫记得很牢的一件事是，在疾病发作之时，他有两次动手打了他的邻居，但邻居并没有抱怨。而他也在康复后专程上门道歉，大家一笑了之。

　　妻子则一如既往地给予李仲鑫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料。她时刻细心地关注着他的病情，从他的眼神，即可准确判断他的病情变化。必要时，她提醒李仲鑫适量加药，或护送他到医院就诊。

　　在社会大家庭和自己小家庭的温暖关怀之下，李仲鑫开始一步步走向康复，走向他的幸福生活。

　　专家点评：有许多本已恢复健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，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停药或不遵医嘱服药，以致病情波动或复发。所以，抗精神病药物的维持治疗是必不可少的，在任何情况下的停药或减药，均须征求专科医师的意见，切不可单从良好的愿望出发，随便增减药物的剂量。

　　除药物治疗外，还须注意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治疗。当通过药物治疗基本控制了患者的症状后，患者就可以进入康复期或维持治疗。康复期的第一阶段继续使用抗精神病药物。康复期的药物治疗一般采用维持治疗剂量，大约是治疗剂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，需要长期服用。第二阶段是非药物性康复，包括家庭康复和社会康复。家庭康复是监护和保证患者按时、按剂量服药。没有家庭监护，药物治疗往往得不到保证，因此，家庭康复极为重要。家庭康复可为社会康复打下牢固的基础。社会康复指的是让患者重新融入社会，参加社会活动，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。

　　家庭是一个最小的社会单元，家庭是生活的避风港。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成员而言，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压力或负担有时超过患者自己，并且难以表达，无处诉说。家人不要采取歧视或放任自流的态度去对待患者，因为患者已承受了来自社会的歧视，家庭的疏远无疑会雪上加霜。家人对患者应给予必要的生活照顾，注意观察患者的精神活动，及时向医务人员反映。患者的配偶须注意双方的感情、家庭生活的维持、子女教育及性生活等方面的妥善处理。